在发生姆巴佩事件后不久，中国一些品牌已迅速与其划清界限。律师崔文官在接受《第一财经》采访时指出，企业在维权方面的难点并不在于能否解约或索赔，而主要在于索赔的实际执行，尤其当涉及外国运动员或名人时，跨境执行成为最大的障碍。文章进一步探讨，在这种切割行动之外，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显现出来：企业的投资和损失能否得到补偿？曾经备受追捧的姆巴佩是国内品牌抢夺的体育明星，相关公司围绕其进行了大量广告制作及市场推广，一旦这些无效广告被废弃，即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目前，这些品牌尚未公开后续应对措施。

四川安公律师事务所创办合伙人崔文官向《第一财经》透露，尽管国内企业可以主张自己的权益，但维权的困难在于执行过程的复杂性。随着明星和网红“翻车”事件的频繁发生，企业与代言人签约的合同中通常会加入“道德条款”。该条款规定，若代言人出现损害公众形象等不当行为，品牌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，追究违约责任、拒绝支付剩余代言费，甚至要求赔偿违约金。但是，维权的真正难度在于如何落实索赔，尤其是当代言人是外国运动员时，跨境执行的问题尤为严峻。

崔文官进一步分析，首先涉及法律适用和管辖问题，外国运动员的代言合同往往规定适用外国法或在其他国家仲裁、诉讼。如果合同适用的是如瑞士或英国的法律，或由国际体育仲裁院、外国法院进行管辖，那么“道德条款”的效力及违约认定就不再单纯依照中国法律和舆论标准。其次，对于胜诉后的裁决执行，即使国内企业在法院获得了有利判决，要执行对方的境外财产则需要得财产所在地的承认；如果对方的主要财产不在中国，执行的难度几乎会大幅提升。此外，跨境争议解决通常周期长、律师费用高，而代言合同金额通常有限，企业必须仔细衡量维权所需成本和可能的回收金额。

据了解，“道德条款”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，其主要目的是在合同有效期内或到期后的一段时间中，限制或禁止合同主体在私生活中的某些行为，避免出现背离公众道德的劣迹行为，例如，影视明星因不当行为影响公众评价，从而导致合同相对方拥有解除合同和索赔的权利。目前在艺人、MCN机构的合同中，类似条款普遍存在。

近年来，国际体育明星在中国品牌中的需求越来越高，从世界杯期间的乳制品和饮料企业的签约，到将球星引入直播间的内容平台，皆希望借此获取顶级流量。基于这些事件的经验，崔文官建议国内企业在签署合同时，应更严谨地约定道德条款，将“辱华”明确界定为独立的触发条件，并设定可观测的标准，如“被中国权威媒体指名批评”或“登上社交媒体负面榜单”等；违约金应设定阶梯，并与已支付的金额挂钩；更为重要的是，尽量争取在中国法院管辖下进行。如果对方拒绝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，可以考虑通过贸仲或北仲等仲裁机构进行仲裁——在《纽约公约》的框架下，仲裁裁决的跨境执行可行性远高于中国法院的判决。